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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!魏碑书风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。
一般来时,我们把北魏的碑刻及造像记统称为“魏碑”,有时也可涵盖部分十六国和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的碑刻。魏碑风格十分多样,笼统而言,可以从时间上分成两块: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。两者以孝文帝拓跋宏主持迁都洛阳(公元494)为分界。
整体来看,平城时期的碑刻结字更为奇古,因为上距汉魏不远,字形中隶书的孑遗还很多,典型者如《嵩高灵庙碑》《皇帝南巡之颂》《司马金龙妻钦文姬辰墓志》等,碑与碑之间风格差异较大。而迁洛之后,孝文帝力主汉化,书法也向南朝靠拢,风格渐趋统一,变得秀劲峻拔,这一时期典型的作品就有您举出的《张猛龙碑》《杨大眼造像记》,以及《张黑女碑》、一众元氏墓志等等。这是就整个社会的书写风格而言。
然而,即便洛阳时期的碑刻较之平城时期规整不少,但相比隋唐碑刻仍然堪称“每碑各出一奇,莫有同者”,我想在这当中,刻工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。刻工水平的差异,直接决定了从墨迹书写过渡到碑刻过程中,字体发生形变的多少。这一点在佛教造像记中体现的最明显。《杨大眼》属于著名的“龙门二十品”之一,二十品中有19处位于龙门石窟古阳洞内,它们的刻制时间或有先后,但彼此风格之大相径庭令人惊叹。这是因为佛教造像记往往直接由工匠书丹,有的甚至直接跳过书丹环节,取刀便刻。对人手而言,运刀的不可控性自然大于运笔,再加上石质的差异,最终呈现的效果必定是千姿百态。而像《张猛龙》这类巨大的石碑,它的刻制是相对成熟的,其风格在魏碑中并算不上“奇”,只是清代以来曝光度比较高而已。风格最统一的便是诸方皇家墓志,如《元倪》《元晖》《元淑》《司马显姿》《高湛》等,它们之所以风格接近,且大多端庄秀丽,便是因为身份高贵,书丹、刻制皆良工故也。
顺带一提,魏碑同时的书写习惯我们已经不难了解,可以参看《高昌墓表》(紫禁城出版社,2010),以及大同、洛阳等地出土的漆画题记。若资料零散难以找到,不妨购置一册已故的殷宪先生所著《北魏平城书迹》(文物出版社,2017),则可对经典碑刻之外的北魏书法拥有全面认识。
以上,谨供参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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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!如您所说,魏晋南北朝石刻风格多样,是学习书法的丰富养料,但也会给我们造成困扰。
不同于经典唐楷碑刻的庄严规整、刻工精良,大多数魏晋南北朝石刻刻工并不是很好,以至于较原本字形相去甚远,临摹者难以入手,故而启功先生有“学书别有观碑法,透过刀锋看笔锋”之训。我认为,启先生这句话要分学术和艺术两种视角看待。
首先,就学术而言,“透过刀锋看笔锋”在当下是比较容易实现的。单就魏晋南北朝石刻来说,我们拥有高昌墓表、敦煌写经、漆画题铭、吴晋简牍等数种资料可供参考,这在考古工作尚不科学、网络媒体并不发达的年代是难以想象的。所以,借助这几种材料去学术地复原石刻原先的墨迹状态,并不困难。启先生本人即得力于敦煌写经甚多,他以写经笔意写唐碑便是很好的尝试。
然而,对于书法艺术而言,学术地复原并不是唯一路径。我们还必须学会艺术地看待石刻。
魏晋南北朝石刻固然有因刻工粗劣导致笔法乖戾、字形支离的例证,但正是这种不可控因素的存在,才让石刻文字呈现出多样的面貌。如果一味地用墨迹复原“笔锋”,那么书法学习就容易变得单一、无趣。清代以来不乏学碑高手,如伊秉绶、赵之谦、何绍基、于右任、徐生翁、胡小石、林散之、马士达、华人德等,他们都没有走“透过刀锋看笔锋”的路子,却仍能分别达到不俗的艺术境界,可谓千人千面,极具辨识度。清人姚孟起云:“古碑贵熟看,不贵生临,心得其妙,业始入神。”(《字学忆参》)我想也许是解此道的一副锦囊。我们在临摹的时候,需着重留意碑刻的空间布白,多体会其不落俗套的字势,借鉴前人学碑的经验,下笔时抛开教条,久而久之,自然能对碑刻中可学与不可学的部分有所扬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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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!有的。按我的理解,您想问的应该是那些最初立于地上、至今仍然存世的碑刻吧?我按时间顺序列一下:
1.东汉《校官之碑》。光和四年(181)立,1957年出土于溧水中学,现藏南京博物院。该碑以隶书写就,碑文记载光和年间溧阳长潘乾的品行与德政。南方汉碑不多,故《校官之碑》显得尤为珍贵;
2.东吴《禅国山碑》。与2同立于天玺元年,地点在阳羡(今宜兴)董山,今天仍可看到。碑文记载了封禅(帝王祭告天地的典礼)过程,仍旧是孙皓为续命而做出的行为。此碑形制特殊,“微圆而椭”,四面环刻,字体为小篆,线条浑圆;
3.南朝宋《晋恭帝墓碣》。永初二年(421)立,1960年发现于南京富贵山,现藏南京市博物馆(“虎踞龙盘”展厅)。碣文共26字,隶书。晋恭帝即司马德文,元熙二年(420)被刘裕所弑,葬于蒋山(今紫金山)南麓冲平陵,此石碣即为冲平陵前指示物;
4.南朝梁《萧正立墓神道柱》。天监十年(511)立,位于今江宁区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内,共两件,南北相向。现仅南柱柱额楷书铭文可识“梁故侍中/左卫□□/建安□□/之□□”,其余多漫漶不清。萧正立为梁武帝萧衍之侄;
5.南朝梁《萧秀墓神道碑》。约立于天监十七年(518)之后,位于今栖霞区甘家巷小学内,现存石碑两通,东西相对,碑文皆漫漶不可辨。萧秀为萧衍之弟;
6.南朝梁《萧憺神道碑》。约立于普通三年(522),位于今栖霞区甘家巷石刻公园内,现存碑身、龟趺完整组合一套,以及龟趺两个。完整的东侧神道碑为南朝碑刻中存字最多者,楷书书写,极为珍贵。萧憺为萧衍异母弟;
7.南朝梁《萧景墓神道柱》。普通四年(523)立,位于今栖霞区十月村,现存西侧石柱为南朝神道柱中保存最好者。柱额铭文为反左书“梁故侍中/中抚将军/开府仪同/三司吴平/忠侯萧公/之神道”。萧景(本名萧昺)为萧衍堂弟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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